这本书是作者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,遵照导师的嘱咐下调查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所完成的。作者主要从乡村社区,文化传递,家族制度,道德观念,权力结构,社会规范和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观察剖析中国基层社会。

中国社会基层是具有乡土性的,我们中国人到哪里感觉都离不开泥土,比如古代就算有人迁徙到特别适合放牧的北方草原,也会试着先圈一块地种种庄稼,看看能不能长出来。我觉得这不仅是由我们世代相传的农耕思想的影响,同时也是由于不适应不同于农耕的生活方式所造成。人是群居的,农村基层聚村而居,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,对于水利等作业,这就需要合作来完成,另一方面,人多力量大,聚集起来也比较容易保卫安全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继承的制度,土地代代相传,一代代人的累积,会使得原来的村落变得越来越庞大。

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方式:

1、没有具体的目的,自然而然一起生长而发生,比如村落、部落。
2、有具体的目的,为了完成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。比如因为开采石油而形成的社区。

乡村、族群、部落是一种熟人社会,相对来说是一个可靠的群体,我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,也就是“习俗”。比如请人帮忙,互相说一声就可以了。借钱给熟人,很少有说需要写借条的。但是随着城市发展,社会中有着很多互相不认识的人,是一个陌生人社会,大家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,无法再用乡土社会中的习俗来应付,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作为强制保障,比如签订契约,寻求法律等。

关于“文字下乡”,作者首先否定了乡下人就是“愚”这个说法,乡下人可能在学习文化方面比不上城市里面的人,但是他们有他们擅长的领域,比如对于捕捉蚂蚱,乡下的孩子就比城里的孩子要熟悉。不识字并不是愚,只是他们没有一些机会去学习,也因为接触少,不懂得城里面的东西,但如果就因此说乡下人是愚的,那也太不公平了。

而文字的作用是间接地说话,在乡间,人们的表达并不十分需要通过文字来传达。乡下是有语言但是可以没有文字,有话是可以当面说明白的。但是我认为现代社会,这个想法已经不再适用了,如果不认识字,走到外面是完全行不通的。

在“差序格局”中,作者讲到了中国人和西洋人的格局区别。西洋人喜欢争取权利,而中国人偏向于攀关系,谈交情。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并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,而是像是一块石头丢进水面,发生的一圈圈涟漪。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,有人可以影响自己的家庭,自己的周围,而有的人可以影响一个社区甚至一个社会,这就是圈子的大小。

很多时候,我们的“公”与“私”是相对而言的。打个比方,如果一个人牺牲集体为小家,对于集体而言,他是自私的,而对于小家而言,他又是“公”的。社会结构的格局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,也如同我们的道德观念和西方道德观念有些许偏差一样。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,中国的道德和法律,很多时候因为所施的对象和“自己”的关系而加以不同程度上的伸缩。如一个人痛骂贪污,但如果贪污的是自己的亲人时,他不但不会辱骂,甚至可能会包庇起来。在这种社会中,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,一定要问清楚对象是谁,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。

中国家族的扩大路线是单系的,也即是父系这一边,如四世同堂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,但是很少有见如女儿女婿。女儿和女婿并不属于这个大家族,而是有他们自己的家族。另外,中国人的对于”性“是很保留很矜持的,就算是夫妻,很多时候也并没有很多话语,表达情感则更少。

关于“法治”和”人治“,很多人对于”人治“有着很大的误解,误认为社会是由统治阶级的一时好恶来决定的,实际上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说法很荒唐。“法治”和”人治“的区别主要是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不同。”法制“所用的是法律,而在古代中国乡村社会,判断是非曲直是由我们世代相传的规矩来决定的,也就是”传统“。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,它破坏了原有的礼制秩序,但同时又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。

这本《乡土中国》并不长,很快就可以看完了,里面所说到的一些东西,都能够从我们的生活中寻找到例子。